上世纪20番茄沙司

年代发生的“五四运动”被誉为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，是近代学生运动的一座丰碑，这次运动也向人们展示了学生运动的力量。

　　在“五四运动”中，出现了一批组织和领导学生的领袖人物，他们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学生，每个人都值得人们敬佩，每个人都能青史留名。

　　类似的学生运动领袖其实早在古代就出现过，同样在当时发起过造成很大影响的集体事件，本文就向大家介绍两位著名的古代学生运动领袖人物。

　　宋朝可以算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道分水岭，从这个朝代开始，读书人、士大夫开始成为整个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主导阶层。

　　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，相应的，更多的人家将自家的孩子送进学堂读书。

　　宋朝官方对此当然大肆鼓励，特别是位于国都汴梁城中的太学和番茄沙司国子监等教育机构，所容纳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多。

　　根据《宋史·选举一》中的记载，到宋哲宗元祐八年（公元1093年）时，太学已有“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”。

　　这么多数量的热血青年们聚集在一起，就给某种群体性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。

　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在宋朝的宋徽宗时期，出现了一个敢于跟朝廷权贵硬碰硬的学生领袖似的人物。

　　这位名人叫陈东，曾是一名太学生，学成后又以“贡士”的身份进入太学参与教学，直至靖康年间突然爆发。

　　陈东从学生到老师，在太学待了十多年，他的朋友和弟子遍布

太学和相关机构，在太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相当的威望，有一呼百应的基础。

　　宣和七年（公元1125年）末，宋徽宗赵佶为了逃避金国入侵的责任，把皇位禅让给了太子赵桓，赵桓继位成为宋钦宗。

　　而陈东就抓住了新皇登基，需要对朝廷上层的政治结构予以更番茄沙司换的这个机会，带着太学生们发起了一场志在清除“六贼”的请愿运动。

　　“六贼”是指蔡京、童贯、王黼、梁师成、朱勔、李彦这六位被朝野和民间都视为奸臣的宋徽宗的亲信。

　　根据史书记载，陈东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，并且敢于公开指责他们，“蔡京、王黼方用事，人莫敢指言，独东无所隐讳。”

　　但此前宋徽宗还在位时，谁也拿“六贼”没办法，骂几句也没法让他们受到惩治，现在换了皇帝，就被陈东看到了机会，于是，“钦宗即位，率其徒伏阙上书”。

　　数百名乃至上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上书，这样的规模在宋朝时是极其罕见的，造成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。

　　加上宋钦宗本也有意清除宋徽宗在朝廷中的影响力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在陈东率太学生们上书后，马上就先处理了王黼、朱勔、李彦三人。

　　这样的结果让陈东看到了扩大胜利的可能，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陈东“番茄沙司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，又三次上书请诛童贯、蔡京等人。

　　最终，陈东的借势行为功德圆满，“六贼”无一逃脱，全部被宋钦宗处理，杀得杀，贬得贬。

　　干掉“六贼”的请愿行动让陈东声名大振，也让他看到了学生运动的威力。

　　随后，因金军杀到东京汴梁城下，宋钦宗准备

听从李邦彦等投降派大臣的建议，向金军妥协求和，罢免李纲等主战派大臣时，陈东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搞事了。

　　他再次率领太学生们请愿，要求朝廷留李纲等坚持抗金，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汴梁城中数万军民的拥护，成功逼迫宋钦宗同意了他们的条件，《宋史·陈东传》中记载：

　　李邦彦议与金和，李纲及种师道主战，邦彦因小失利罢纲而割三镇，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曰：......军民从者数万。书闻，传旨慰谕者旁午，众莫肯去，方舁登闻鼓挝坏之，喧呼震地。有中人出，众脔而磔之。于是亟诏纲入，复领行营，遣抚谕，乃稍引去。

　　不过，番茄沙司连续两次率领太学生们发起请愿活动，且有数万普通军民拥护，让宋钦宗及其任命的宰相们都害怕了。

　　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当陈东不满朝廷决策时，又会利用他的号召力出来闹腾，对于宋朝统治者来说，这样的运动还是少来些好。

　　因此，在事情平息后，以李邦彦为首的宰相们希望能严惩陈东，“时宰议屏伏阙之士，先自东始。”

　　只不过，陈东两次发起的请愿活动都占据着道德制高点，一次是为了除奸臣，一次是为了保卫国家，因此，为陈东等人说话的群体更多。

　　最终，几经反复，宋钦宗没有追究陈东的罪责，但陈东自己却主动辞官归乡了，并因此躲过了“靖康之耻”。

　　建炎元年（公元1127年，也是靖康二年），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登基，他觉得陈东可以用一用，就召陈东来应天府，“先是帝闻东名，召赴行在。”

　　但陈东一到，马上番茄沙司

就上书要求宋高宗罢免黄潜善、汪伯彦等主和派大臣，起用李纲抗金，还建议宋高宗应该主动亲征北伐，迎回被金人掳走的宋徽宗、宋钦宗。

　　我估计宋高宗看到陈东的上书后会极度后悔把他召到身边来了，陈东积极抗金的理念，跟宋高宗的想法八字不合。

　　碰巧当时还有一个叫欧阳澈的平民也上书宋高宗，希望皇帝能积极抗金。结果，被黄潜善利用，他鼓动宋高宗杀掉陈东和欧阳澈。

　　黄潜善给出的理由是，如果不杀掉他们，就会有很多人跟随他们威逼朝廷，陈东是有这个能力的，“潜善遽以语激怒高宗，言不亟诛，将复鼓众伏阙。”

　　宋高宗听信了黄潜善的话，默认他出手杀掉了陈东跟欧阳澈。

　　欧阳澈也就罢了，区区普通人而已，陈东可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士大夫，还是上书言事人，宋高宗却开了自宋仁宗时期起宋朝就不杀士大夫的口子。

　　很显然，番茄沙司宋高宗也被陈东发起运动的能力搞害怕了，以至于下了死手。

　　不过，宋高宗也知道杀陈东不对，在陈东死后，曾为陈东平反，对他有过两次追赠。

　　如果陈东不死，以他的性情和主战的思想，一言不合就率众请愿，想来宋高宗以后会更头疼。

　　在明朝末年的江南地区，曾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文社，即“复社”。

　　“复社”的前身是由张溥、张采创立的“应社”，两个文社的名称不同，但性质差不多，都是为了应届举子参加科考，复习科考知识所创立。

　　“应社”是单独体，“复社”是“应社”名气大了后，再联合其余文社的组合体。

　　“复社”

成员最多时超过三千人（也有记载说超过一万人），都是准备参加科举的学生和文人，其中，年轻人当然占据大部分，也都是热血青年。

　　这三千多人可不简单，在当时，要供应一个读书人出来，身家至少要是个小地主才行，绝对贫困家庭也能培番茄沙司养出读书人，但数量稀少。

　　因此，加入“复社”的成员，绝大多数都是富裕家族的子弟，甚至是官宦子弟，这样的数千人聚集起来，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大。

　　可以说，“复社”至少代表着江南地区的年轻人群，代表着他们的话语权，自然也代表着相当的舆论掌控权。

　　“复社”的头号领袖是张溥，《明史》中说他“倾身结纳，交游日广，声气通朝右。所品题甲乙，颇能为荣辱。”

　　张溥不但是学生领袖，还是朝廷大事上的意见领袖。

　　他的成名之战就是天启六年（公元1626年）时的苏州暴动事件。

　　当时，朝廷派人来抓卸职在家的官员周顺昌，起因是周顺昌在福建做官时，得罪了朝廷派在当地的税监（一般由宦官担任）。

　　因此，宦官的总头目魏忠贤要治周顺昌的罪，但在东林党及“应社”（崇祯二年才改名“复社”）的组织下，苏州民众发起了暴动，反对朝廷抓走周顺昌。

　　最后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周顺昌被抓走，番茄沙司苏州民众中有五位代表人物被杀。

　　张溥在事后写下一篇雄文《五人墓碑记》，以祭奠死去的五人，以此暴动事件和《五人墓碑记》一文让自己名动江南，有了收揽江南一代年轻文人之心的基础。

　　其后，手握“复社”及其中的数千有为青年，张溥自然

经常会组织活动，除了正常的文会用来讨论学问，更多的是组织他们抗税、驱除阉党、表达政治意愿等政治活动。

　　因此，张溥和“复社”让当时的很多朝廷大佬头疼不已，且张溥跟东林党同气连枝，在政治上行动一致，以至于“执政大僚由此恶之。”

　　张溥在政治上的杀伤力远超前文介绍过的宋朝陈东。

　　陈东也搞学生运动，但只是为了表达意见，然后由朝廷决策。

　　而张溥携“复社”却主动掌控和参与政治，试图用自己的想法代替朝廷的决策，所以，有对张溥和“复社”不满的人攻击说：“倡复社，乱天下。”

　　张溥当然有底气，番茄沙司有日本学者所著的《明季党社考》中统计，在崇祯朝，曾有一科进士中考中的人数为“复社”出身者，最高达35%。

　　所谓“复社声气遍天下”绝非言过其实，这样的“复社”及其领袖张溥，只要是他们的对头，谁不害怕？

　　张溥最终也死于政治，崇祯十四年（公元1641年），曾担任内阁辅臣被贬，然后再次复出的周延儒被崇祯皇帝任命为首辅，而周延儒的这次任命就是因为张溥为其在背后活动。

　　根据《明季北略》中的记载，张溥试图在背后遥控周延儒为自己所用，结果激起了周延儒的反感，安排人毒死了张溥。

　　张溥死后，“复社”这一堪称是古代最大的文人社团因失去了绝对的领袖人物，也逐渐消亡。

　　到了清朝，官方可不想再出现如“复社”这样能影响到朝廷政治决策的文社，也忌惮再出现像张溥这样的学生运动领袖和民间意见领袖。

　　清朝官方对张溥的评价是以贬斥为主，对他的文章，也尽量禁止传播，直到近代，才开始有学者重点研究“复社”和张溥。

　　从上述陈东和张溥的简单介绍来看，两人相比较的话，我觉得张溥更厉害一些，大家认为呢？

　　至于张溥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？陈东的行为是否过激？本文不做评论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

　　参考文献：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》《明史》《明季党社考》《明季北略》